基层乡村治理从乡官制变成役职制，其实是中国古代乡村治理改革和中央进一步集权的象征。

    张鉊以前也非常疑惑，按说乡间的乡官没有了，不是代表政府对乡村的控制更加弱了吗？怎么会反而是加强了呢？

    这还是应该放到相应的时代来看。

    在后世，交通发达，资讯通畅，地方有事情，理论上几秒钟就能到达高层，还有足够的税收，能保证乡镇公务员是专职人员。

    中央自然就可以依靠乡镇公务员，牢牢掌握基层。

    但是古代不行，地方上别说乡间，就是州县，有了什么事情，也不容易通达中央。

    而乡官极低的品级和极少的俸禄，就决定了不可能从很远的地方选拔而来，只能就近安排本乡本里。

    安排本县人远离家乡里去上任，在当时就要算是苛政了，更别提远调。

    那么在乡里之中，什么样的人能出任乡官？

    必然是乡间的土豪大户，或者家族里能拉出几十条大汉，可以打得乡邻不敢还手的恶霸。

    这种恶霸披上了一层官皮，那还得了？

    比如汉高祖，他当年就是这种典型恶霸，本身就是个江湖人，有了乡官的加成后，连一县的主吏掾，相当于分管人事等的副县长萧何，都要给刘邦面子。

    而这种人在乡间，为了鱼肉乡里，必然是要把乡里间的事情都遮蔽起来，不让上官知道的很清楚，而上官也只求把每年规定的赋税劳役指标完成就行。

    所以，很大程度上来说，中唐以前的乡官，那不是乡官，而是被政府合法化的乡间土皇帝。

    区别只在于朝廷强大，吏治清明的时候，这些土皇帝的权力要小得多，也不敢搞出太天怒人怨的事情而已。

    要是朝廷衰落，那就不好意思了，哪怕是在唐朝，乡官里正拒绝朝廷正常征役夫。被剥夺官身以后，抗拒朝廷新任里正等，都是时常发生的。

    于是在中唐以后，朝廷为了更好掌控地方，增加税收，节省支出等原因，就把乡官变成了役职。

    这相当于就是剥夺了这些乡间土豪的官身，让他们在面对朝廷官吏的时候，变成了屁民，失去了和政府议价的资本。

    比如此前的后唐朝廷就规定，委诸道观察使属县，于每村定有力人户充村长，与村人议，有力人户出剩田苗，补贫下不迨顷亩者。

    在这里乡官不再是官府委任的官员，而是变成了村民共同推举，还要补足贫农缴税以及其他缺失，从肥差，瞬间变成了苦差事。

    此后的后周，更是直接规定，全国各州县的乡村，每百户组成一团，每团选出三大户作为耆长。凡民家之有奸盗者，三大户察之；民田之有耗登者，三大户均之。

    什么凡民家之有奸盗者，三大户察之，看着是权力，实际上狗屁都不是。

    因为只能察之，没有执法权，还要辛苦自己脚板去官府报案。

    后面这个就更狠了，耗登者，就是交不起税的，他们缺失的税款，是要由选出来的三大胡均摊的。

    这么一来，本来是乡官的乡间小土豪们，就从官人变成了跑不掉的纳税标杆，就那么杵在田间地头。

    官府可不管你们村有多少人穷的没钱缴税的，他们只需要抓住你这标杆拼命的催逼就行。

    这实际上就是官府在吃乡间的大户，强行在乡间均贫富，当然也有更方便收取赋税的作用。

    于是，在没有了乡官这个中间商之后，朝廷对于乡间的掌控，反而更直接了。

    不用乡官过一道手后，国家的收上来赋税也开始多了起来。

    张鉊忍不住有些烦躁的挠了挠头，这种治理方式确实更加简单和方便，还剔除了乡官土豪这个中间商，节省了政府开支，增加了税收额度以及稳定性，更消除乡间不稳定因素。

    对于朝廷来说，是一石多鸟的好办法，后世的一千多年中，只有极为粗放管理的蒙元才没有实行役职制，其余各朝，都基本延续了从中唐开始到北宋趋于成熟、完善的役职制。

    但是，役职制有个非常大的弊病，却是张鉊不得不慎重考虑的。

    原本有乡官在的时候，他们虽然是隐患，本身就在鱼肉百姓，国家还要拿钱养着他们。

    但只要他们在，基层的动员能力，就有保障。

    现在没了乡官，乡间没了领头人，官府的差役一两个月都难得下一次乡村，下乡也是去找担任役职的耆长等，对于乡间的实际情况，还是非常不了解。

    同时担任役职的耆长，从披着官身的豪强，变成了两头受气的富户。

    他们在百姓的眼中，大多不是什么官人，而是有点闲钱的倒霉蛋，本身并没有多少号召力。

    这就导致朝廷有事，别说从乡间征调丁壮，征收物资了，甚至跟乡间的百姓一点关系都没有。

    反正役职制杵在这里，管他谁打过来了，都是一样缴纳田税，只要大兵不下乡野杀人，甚至他们还可以少缴一段时间的赋税。

    既然这样，那你们就打去吧！谁管伱们打成什么样？

    当然，也并不是所有人都看不到乡官制变役职制的弊端，但利益太大了，太省事了，太好用了。

    于是两宋以及明朝，他们只在维持役职制的基础上，打了一个小小的补丁。

    那就是极力扩大科举的影响，将原本一部分乡官的权力，通过科举这条通道，返还到以科举谋生的乡间士大夫身上。

    以期望通过他们，来动员乡间的力量。

    这么搞，其实问题也不大，最初也还是有可执行性。

    只是最后坏就坏在赵二这家伙身上，把崇文抑武搞得太过头，导致乡间士大夫完全成了酸秀才。

    所以哪怕两宋和明朝，士大夫阶层杀身为国的，不可谓不多。

    但是他们能力实在有限，根本不足以像汉末、五代这样至少可以保住基本盘，甚至连南北朝的局面也保不住。

    南明被迅速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明朝乡间武力和动员力，特别是承平已久的长江以南，实在太弱了，几乎等于没有，导致清兵只需要追着南明那点武力打就行。

    看着张鉊眉头紧锁，尚书左仆射兼吏部尚书张希崇开口说道。

    “圣人，如今之势态很明显，乡间民户逃亡颇多，根本没有大户能承担起役职。

    各州县的赋税完成与否，完全就靠是否能在乡间找到可以承担的役职。

    而能被官府选中承担役职的，无一不是有点家产，但是又无力保护的普通富户，被选中一家，就破家一户。

    真正有实力的，则可以用各种办法逃脱，逃脱不了，他们就会加入李仁恕这样盗匪团伙。

    是以臣认为，役职制至少需要暂停，不然继续下去，朝廷对于乡里间，就完全要失控了。”

    张希崇久在方镇，所以他很清楚乡间的役职是个什么情况，其实就算张鉊这次不召集起来议这个事情，他也准备上书了。

    “薛居正，你是户部尚书，你来说说看法，从唐至晋，乡间全然如此吗？”

    张鉊点了薛居正的名字，意思很明显，乡里间的情况已然积重难如此，那后唐和后晋他们是怎么维持朝廷运转的？

    薛居正当然懂张鉊这么问的言外之意，于是摊开了手里的一份资料呈给张鉊，他自己则直接开始回答。

    “后朝与石敬瑭时期，乡间情况比我大周，是要好些的。

    因为彼时还没有经历三年水旱蝗大灾。虽有兵乱，但未像如今这样，经历契丹人四处打草谷。

    是以乡里间虽然问题多多，但还能维持。

    而且如李仁恕这样的贼匪，只在淮北的徐、沂、宿、颍等州，其余州县未有此等大贼。

    且河中府至东京开封府的沿河一带，乃至陈、许、宋等州尚算富庶，是以不遇大灾之年，朝廷的境况还算好。

    淮南、关中、河北等地虽然朝廷鞭长莫及，但只有节度使镇压，每年往朝廷缴纳的银钱，各镇节度基本没有缺少。”

    张鉊明白了，后唐、后晋时期，一是民间比现在富裕，二是朝廷实行了分包制。

    即好治理的州县就由朝廷直辖，不好治理的，要承担很大军事任务的，比如河北和关中以及山南东道等地，就交给节度使去镇守。

    节度使则相当于是朝廷的赋税承销商，地盘给你了，每年要上缴的赋税额度也给你了，至于具体搞成什么样，那你自己决定吧。

    搜刮手段高明，赚了是你自己的，亏了你得补，闹起民乱了自己镇压，镇压不住朝廷就换个人再去安抚，起了不该有的心思，朝廷就讨伐你。

    而张鉊现在恰恰不愿意再在各地设立节度使，现有的节度使，权力也有不同程度的下降，是以指望节度使上税的办法，也没法实行。

    好家伙，张圣人眉头一皱，我说削夺节度使职权的时候，反对的声音竟然几乎没有呢，原来都在这等着呢。

    他们在等着张鉊搞不定局面后，只能重设节度使，到时候就轮到他们的重新登场了。

    张鉊在薛居正的提醒下明白了这个缘由，作为张鉊的头号心腹文臣，门下侍郎范质当然也知道这个缘故，于是薛居正的话音刚落，他就上前大声说道。

    “圣人，臣不同意左仆射恢复乡官的提议，自中唐以来，乡官变役职后，朝廷节省了大笔开支，乡间也趋于安定。

    如今役职制无法继续，无非是两个原因，一是经过晋主北狩和契丹南下后，乡间户口多死难与逃亡，但是征税的额度却并未减少，使得乡间役职根本无法承担。

    二是李仁恕此贼，趁着朝廷内乱的机会，攫取了大量的乡里之权，乡民早被这些贼匪困于水火之中，哪还能缴纳朝廷赋税。

    是以，臣不建议恢复乡官制，那样只会让闹事者反倒成为了官人，他们心生轻视，朝廷不但仍然很难收到赋税，乡里间也会更加不稳。

    朝廷应该拣选精干官员重新统计全国田亩、丁口，依照实际情况商定征税额度，然后派大兵讨伐淮北贼。”

    张鉊听完，认真的看了范质一眼，只见他一脸的正气凛然。

    不容易啊！一直有些放不开手脚，不敢得罪人的范质，难得有如此刚的一面。

    他这明着是在反对张希崇提议的恢复乡官制，实际上是在反对张鉊重新在河南之地启用节度使镇压，这可是很得罪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