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久以来，刘备都对这一系列的思想理论非常不满，他认为帝国体制对自然科学理论体系的压迫和禁锢是非常不妙的。

        追求稳定的帝国体制天然的对自然科学理论体系持有恶感，它会想尽一切办法使其窒息，这不是一个人两个人就能解决的。

        所以在全新的《嘉德通义》中，他打算把这种轻视科技发展的思想设置在一个政治不正确的立场上，从根本上进行批判。

        接着，再从军事和农业两方面确定自然科学的重大意义，进而扶持起自然科学的理论体系，使之成为发展军事力量和农业生产的必须存在，使之成为政治正确。

        尽管如此，他也不敢保证这一切就真的可以持续很久，但是不管如何，他都要做，做了，总比不做要好。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一点，决不能陷入到机心和奇技淫巧的论述之中，这种思想将会指导肉食者为了榨取民众体力而刻意不发展好用的工具，最终哪怕民众饿死，他们都不会在意。

        墨家虽然在为政方面多有不好的想法，但是他们注重机巧之术的发展，关注技术的进步，这一点我认为是很有道理的，自我行军征战以来，之所以屡屡得胜，未逢一败，机巧之术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我军使用的武器比敌军的更加锋锐，我军使用的铠甲比敌军的更加结实耐用，数量也更多，我军使用的弓弩能比敌人的弓弩射的更远、更快，这些就是我军克敌制胜的法宝。

        而这一切，源于机巧之术在我军中的应用，与此同时，这些年来大汉的粮食产量节节攀升，每一年都比上一年更多，其缘由也是机巧之术的发展使得我们能产出更多优质的钢铁。

        这些钢铁不仅能满足军械的打造，也能满足民间对铁制农具的需求，过去办不到的事情现在能办到，如此，则对农业生产大有裨益，粮食产量也会不断提升，对于开垦荒地而言，也是极大的提升之物。”

        这一论述得到了郑玄的支持。

        阮瑀也是最坚决的支持者。

        阮瑀很关注农业生产，他知道从凉州时期开始，刘备就开始大量提供优质农具给农民，于是刘备统治地区的农民总能得到相对充沛的农具供给。

        在雒阳做官之后，阮瑀也会关注每年粮食生产的问题。

        他得知农具足量供给的地区，粮食生产的产量远超过农具不能足量供给的地区，且发生饥荒的次数，也是农具充足地区远远少于农具缺乏地区的状态。

        由此可见，农具充分提供地区在粮食生产和抵御灾害的能力上都要远远超过其他地区。

        因此他认为，发展机巧之术，能够极大的提升粮食产量，增加大汉的粮食储备，增强对灾害的抵御能力。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粮食储备的意义实在是太大了。

        编撰工作的三巨头都表示了绝对的支持，那么这段论述是毫无疑问的被加入了《嘉德通义》之中。

        注重机巧之术的发展、否定机心和奇技淫巧的言论，确定机巧之术对军事、农业生产的重大意义，这种论述就此被写入了大汉的宪法之中，予以认同，成为政治正确。

        最后，刘备也提点了一下纵横家的外交之术，认为纵横家在外交方面所讲究的合纵连横是很有意义的。

        在大汉对外交往的过程之中，因为没有很好的运用合纵连横之术，过于高傲且盲目自信，以至于数次被匈奴偷家，导致经营西域行动数次遇到挫折，损失很严重。

        当自身兵力投放不能及时达到的时候，利用合纵连横之术获得西域各国兵力而达成目的的行动次数比较少，善于使用这种外交术的人才更少，不能充分发挥大汉的战略威慑力。

        纵横家之术决不能因为大汉一统而失去传承与意义，纵横家应当长期存在，为大汉帝国的外交而服务，不管是西域诸国，还是更西边的贵霜、安息，乃至于大秦诸国。

        总而言之，大汉的对外开拓的基本国策，需要纵横家之术的参与。

        于是御用文人们开始在《嘉德通义》之中为纵横家之术说好话，记录好的故事，并且记录刘备的语录，以此确立纵横家之术在未来大汉的基础地位和存在的意义。

        一番商议之后，主要还是遵从着刘备的命令，《嘉德通义》的基本论调就确定了。

        兼采众长，不以儒家之术为唯一的治国之术，而选择采用诸子百家中的优秀学说予以参考，制定开放、开拓、进取、法制、严明、公正的宪法精神，以此作为大汉第三帝国的治国指导思想。

        除了这种大政方针的指导思想之外，刘备还对一些比较具体的细节问题进行了亲自指导、乾纲独断。

        比如刘备下令，要移风易俗，把不好的风俗给去掉，拿出来的典型就是结婚时的风俗和丧葬时的风俗。

        汉代婚姻风俗从汉宣帝开始讲究大操大办，办的越奢华越好，越多人参与越好。

        哪怕没钱了借钱办都要办的热热闹闹，否则就是没面子的事情。

        为此，不管是平民还是豪富之家，往往都会为办一场婚礼而伤筋动骨。

        另外，在丧葬习俗上，汉代也讲究厚葬，恨不得送葬的时候把全部家产都给埋到地下，似乎不这样做就不能体现出子女对父母的孝。

        就算办一场丧礼之后活着的人连饭都吃不上了，也不能不让死去的家人带着丰厚的丧葬品入土。

        一个结婚，一个丧葬，两者都要耗费掉一个正常家庭大量的财产，通过这样的方式，可以极大的控制民间财富的增长，从汉宣帝开始的这一系列的神奇操作，可以说让老百姓吃够了苦头。

        刘备的本家就是如此。

        祖父和父亲的接连去世，几乎把他家全部的家产都给送到了地底下，使得他家从一个中产官宦家庭一落千丈，变成一个织席贩履的家庭。

        汉代的厚葬传统便是如此恐怖。

        而这种风俗存在的意义就如同统治术所说的，所为的，是为了让统治者的统治更加稳固，更加长久。

        除此之外，没什么太大的意义。

        于是刘备下令，令各地方官员对地方民众多加宣传，且硬性规定，结婚不必大操大办宴请双方亲友即可，丧葬也不必大操大办，让后人因为丧葬而饿肚子，绝不是已死之人的心愿。

        移风易俗不是简单的事情，想要让人们遵守已经习惯的规定，那么对地方上的冲击应该是很大的。

        甚至会涉及到孝这个根本，刘备目前还没有对这个根本发起挑战的想法，于是他走了一条折中的路子。

        对风俗进行等级限制。

        普通百姓家庭只能用最低等级的规定举办婚礼和葬礼，低调办理，除亲友之外，旁人不准参加。

        一般地主豪强家庭则允许用中下等的等级举办婚礼和葬礼，适当操办，除亲友之外，乡人可以参加。

        更有钱的地方性豪强大族出身的家庭和小吏家庭则可以用中上等级的规定来操办婚礼和葬礼，好好操办，除亲友外，县人可以参加。

        官员家庭不受限制，完全可以大操大办，婚礼和丧葬之礼怎么奢华怎么热闹怎么来，爱怎么花钱就怎么花钱，大操大办随你愿意。